王涛 旅德学者
2004年当选、2009年续任的德国总统克勒5月31日(本周一)下午2点在柏林总统府作简短辞职致辞，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宣布辞职并立即生效的前总统。现年67岁的克勒仅在宣布辞职两小时前与总理默克尔、外长韦斯特韦勒以及他辞职后的代总统、联邦参议员主席博恩森通气，不顾挽留，在新闻发布会后与妻子挽手离去。
克勒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他在一段关于联邦军队出兵阿富汗访谈中的下列言辞：“考虑到德国领土的大小、外贸倾向以及外贸依赖性，德国必须知道，必要时须用军事实力来保证我们的利益，比如畅通的贸易通道，又或遏制会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的区域不稳定，从而通过贸易来保证我们的就业和收入。”此次访谈本是围绕联邦军队出兵阿富汗的举动，克勒的“发挥”不知是另有深意还是联想出错，又或是道出现实政治的真谛。
此番“炮舰政策”的言论一出，各党派都纷纷谴责克勒。克勒辩解说，他的本意是指联邦政府通过的德国海军出兵应对海盗的行为；德国联邦军队出兵阿富汗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一环，并非他所指。事实上德国联邦政府2006年出版的联邦军队白皮书也表达了与克勒一致的观点；联盟党2008年出版的一份关于德国安全政策的报告也提及，“对于确保能源安全和原材料供给，军事措施是必要的”。克勒表示，蜂拥而至的批评是对他的曲解，更是对总统一职的不尊重，因此他立即辞职。
经济学出身的克勒曾在德国经济部和财政部任职，出任过财政部国务秘书，参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德国统一条约的起草准备工作。他曾经领导过德国储蓄银行、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2000年至2004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与他的前任总统们相比，克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从基层和党派起家的政客，他被称作是德国第一位没有内政经验的总统。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夕，这一点被各方认为是优点，即没有德国内部的党派之争意味着独立和距离。虽然克勒当年是联盟党和自民党推选的总统候选人，但是总统这个职位在德国意味着“超越党派”，即独立、中立以及不为党派实力左右。总统应该是“高高在上”，不应插手日常政务但要向内向外代表德国。
在总统的职责里，“代表”两字意味着一切。总统究竟担当怎样的责任？在国家元首和日常政务之间是否有那么一道明显的界限？克勒没能完全理解和掌握这模糊的边界，没能在象征、政务、媒体和人民四者的交织中左右逢源。他始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一个“技术官僚”。总统对于他来说似乎是彼得原则的翻版，不是因为他的实力，而是因为他的“政治能力”。
自克勒2004年就任总统自来，整个德国的宏观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为他的悲情辞职奠定了基调：05/09年由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的红黑大联合政府因为政见不合，处处小心谨慎，克勒不时对于大联合政府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被批评为“超越总理的总理”；2006年10月和12月他分别拒绝在联邦议会通过的飞行安全法和消费者信息法两项法律上签字。之后他甚至拒绝在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里斯本欧盟条约上签字，直到第二届总统任期内才签署。
黑黄政府(联盟党和自民党)2009年大选上台后，德国经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每况愈下，而且政府内讧不断，对于提振德国经济和缓和就业市场危机并无建设性意见。身为经济学家的克勒迟迟未见表明立场，直到2010年初才批评黑黄政府的不得力。对于政府的促进增长法，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他嘲讽道，“好像国家可以一直促进更快地发展似的”。他还表示降税未必有成效，并建议提高汽油价格，也因此遭至民众的不满。
作为国家元首的他，在说与不说以及什么时候说什么的问题上没有满足各党派、政府、媒体和人民的渴望和需求，没有在正确的时刻做出适当的表达，一步错，步步错。克勒若是发表意见，会被认为是对日常政务的干涉；克勒若保持沉默，则被理解为不闻不问，毫不关心。出兵阿富汗的言论是克勒辞职的导火索，之后隐藏的正是克勒对于“超越党派”、独立和中立这些关键字的个性理解以及他的理解是否被外界所了解和认同。
克勒的辞职体现的是他在总统的“作为”和“无所作为”之间的挣扎。他的一大“错误”在于未能理解媒体的需求，未能理解政府、党派和民众对他的期望。在当今的政经局势下和“混乱”的德国政坛中，本为虚职的总统除了应有的象征意义之外，被赋予了很多的政治期许和责任。克勒“孩童般的幼稚和固执”正是他对于这一职位的困惑。他的辞职不仅是他个人的疑问，而更应该是德国媒体和民众需要探讨的话题：在当今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总统？是不是应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联邦基本法第五部分第54条至61条对于联邦总统的职位描述？
2009年克勒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讲述了他作为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力图改革金融市场的失败。不过一年光景克勒寥寥数言宣布辞职，无情地给默克尔和韦斯特韦勒领衔的黑黄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留下的是他“负气的倔强”和对“政治”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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