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此前出名的不是酒吧，而是各种酒吧闹事事件。这个位于北美洲寒冷北疆的石油新城聚集着来自加拿大各地的石油工人，他们个个都是一身牛仔打扮的彪形大汉。然而，5月2日开始的一场炼狱般的山火却烧出了这个城市的社会本性:一个具有临危不惧能力的文明社会。
傻瓜总是重复自己的教训，聪明人则从他人经验中学习。大灾来临，临危不惧的社会能力是救护神，大灾大难当前时，每个地方的应急措施都可以研习加拿大的这一样本。
5月2号，麦克默里堡远郊一撮山火演变成火龙，龙舌舔到哪儿，哪儿就瞬间被火海吞噬。大风助虐下，山火跃过一千米宽的阿萨巴斯卡河。几分钟内，城市的房屋已经被卷入火风暴。72小时后，一千平方公里，10个曼哈顿大的区域被呼啸的山火摧毁。逃亡中，碎瓦、火屑不断砸落在汽车上，哔哔作响。逃离的居民们用手机自拍记录下这一切，包括人们惊恐万状的神情。
这场由山火引发的火风暴席卷了麦克默里堡整个城市。警报拉响，30分钟内，8.8万人被迫撤离。灾难制造了毁灭也见证了奇迹:唯一能逃生的63号高速公路上，8.8万居民惊恐却有序地向南北方向疏散。网传的自拍画面中，逃出火海的汽车因堵车慢行7小时，许多车耗尽汽油而抛锚，但没有一辆车争抢行驶在辅道上。得益于自发的秩序，8.8万人安全逃离这场突如其来的火风暴，除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二人死亡。逃离到周边城镇的市民也迅速安顿下来。
应对一场突发灾害的反应，凸显出一个社会临危不惧的组织能力。一般来说，难民难讲公德，特别是在生死攸关的场景之下，但少数人坚定勇敢的标杆行动却能影响大众。逃亡中曾发生多辆汽车欲强行突破警察的封锁线，冒险抄小路。现场只有八名维持秩序的警察面对一万名逃生的居民，但强行抄小路的车队没有得逞，不是因为警力强大，而是人群中少数“耿直哥”自发出列，帮助警察维持秩序。危难情形下，少数人为公众利益的联合行动能够引发共鸣和共振，他们的意志和行动成为秩序形成的风向标。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一书中，奥森(Mancur Olson)指出，如果等待集体形成统一意见再行事，一切将付诸流水。但若少数人组织起来，主动行动，他们能引发集体跟随行为。上世纪中国小岗村人分田承包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灾难情境下，少数主动行为者的自我组织活动很可能解救大众于生死之间。但上述可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平时就允许和鼓励这样的自发善行，使之成为一种制度习性。如果平时把“逆经叛道”的少数人都剪灭了，灾害时必然群羊无首。
截至当地时间2016年5月7日，这场森林大火面积已扩大至1010平方公里，近10万人被迫疏散撤离。逃离现场不易，迅速安顿近10万人更难。如果全部依靠政府，那绝对做不到。这时，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力量就显现出来。逃到省府爱民顿(Edmonton)的2万多人发现，当地有名的餐馆都开门迎客，凭灾区身份证明，就可以免费用餐;沿途修车胎的铺子、宠物店和药店也提供“同情关心”价格的服务;Airbnb民宿网站为灾民取消服务收费;加拿大红十字会开发手机短信捐款第一天，10万人发来短信，且数量每天递增;教会和其他慈善机构各自组织安顿灾民的行动。甚至因为当地的志愿者组织报名人数太多，只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接受志愿申请。
大灾突降，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承担全部的救援任务。因此，多元化的非政府组织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互补。灾民的想法和行为多种多样，民间组织五花八门，它们刚好完美地匹配。多元多样的民间组织活动也带来弥漫整个社会的关爱情调，它对灾民心理疗伤止痛的作用也是政府机构无法比拟的。民间组织参与所产生的情感力量和情绪资源是社会临危不惧能力的营养液，认可并鼓励它们不可替代的功效，政府组织才能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导角色。
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 Q. Wilson)曾详细说明人在物质获取之外的另外两个动机:社会归属和追求意义。多元化的民间组织允许社会人追求各种各样的归属感和意义感，民间组织的多样性和活跃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生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们越多、越广泛，灾时成员互救能力越高，社会就越能做到临危不惧。
那么灾难来临，政府该做什么?首先，做坦诚的沟通。艾伯塔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除非老天降雨，人为控制火势难以立即做到。其次，对优先任务排序:省政府优先处理人身安全、食物衣物和暂住地的要求，其他排后。政府向每个灾民发放临时纾解款，不问收入情况。再次，有序向全省疏散灾民，防止次生灾害。从5月6日开始，在警车和直升机的护送下，每队50辆汽车，灾民分批向南部疏散。政府还要做的是不干扰前线救灾。加拿大总理表示，他一定要等省政府紧急事项完成之后再去探望，以免干扰前线工作。
大学者牟宗三曾解释“政道”和“治道”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政道事关价值观和宪法原则;治道涉及公共行政的方法和过程。政道要既长且久，不动摇;治道可以与时俱进，与事皆行。加拿大总理谨守地方自治的宪法政道;地方救灾中，省长为元帅，总理做后盾，在“政”与“治”中平衡，方可推动社会临危不惧。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质疑，预警时间如此短促，政府的责任何在?但在此之后，却没有看到一篇媒体问责的报道。并非当地媒体失职，而是他们知道，事后一定会有一个调查组，做全面责任分析。这早就是制度的必选动作，就像演出，问责这一幕，它很重要却不紧急，但它也一定会上演。有这样的制度习惯，记者才会先问后写，相信制度化的问责，灾民便能从容配合政府行动;同理，可靠的问责制度，可以免去紧急状况下多余的辩解环节，相关部门也可以全心投入救灾。
临危不惧的社会能力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而是平时培养出来的文明习惯和完善制度。允许少数人的主动行动、多元化的民间组织、保持进退有序的政治行为、可靠的问责制度，这四项文明的修炼，能救民于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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