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形象比比皆是:从最早开发铁路的华工、淘金的矿工，到后来的干洗店店主、餐馆业主、便利店经营者、到今天的各路学子移民打工族……总之自从中国人干瘪赤膊的”苦力“形象面世后，中国人的勤奋刻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即便今天，当中国学子考上哈佛牛津这样的名牌大学的消息频频传媒的时代， 中国人的成就也似乎更多地被归功于吃苦耐劳的延续而已。
所以当我，这个本该以勤奋立身的中国人每日邋邋遢遢地出现在车站接女儿时，总有些心虚的感觉。让我心虚的，是Adam的妈妈。Adam的妈妈让我心虚的，倒不是我的衣衫不整(因为往往仓皇窜出，来不及讲究颜色搭配)。因为就算我穿着最不讲究的运动装出门，总还是比Adam妈妈的时髦。
Adam的妈妈穿的，永远都是一套蓝色工作服。不过既不是天水一色的海军蓝，也不是航空小姐的性感蓝，而是沉重、无趣、油渍的工装蓝。夏天是浸着油渍短袖蓝;冬天是浸着油渍的长袖蓝。外加一顶蓝帽子和一双看不出颜色的工地靴，偏偏还戴眼镜，要不是凭着帽檐下几绺不屈服的黄头发，还真要连性别都混淆了。
我们每次碰到一起等车的时间也就是三五分钟，遇到校车迟到，也有过十分钟的交流，渐积渐累，慢慢勾画出Adam妈妈的一天来:五点半起床(我半夜两点还在看“琅玡榜”呢)，洗漱准备家人的早午餐，然后送儿子去babysitter家，七点钟要准时出现在汽车配件厂的车间(我七点钟肯定还在梦周公);下午两点多下班后直奔车站接儿子，回家休息一下准备晚餐。
听说她有九点就准时上床睡觉的习惯，一则让我以羡慕，羡慕她早起早睡的好习惯;另一则又让我觉得可惜不已:大好的时光岂不都交给了睡梦!我是个夜猫子型，九点钟，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在我认识Adam和他妈妈的两年中，仅有一次，Adam妈妈不吝向我们这些外人展示过她女人的一面。那次在车站，当我见到一个穿着呢子大衣高跟鞋、头发卷曲下垂、脸庞干净且有着“涂脂抹粉”痕迹的女人时，着实吃了一惊，辨认良久才认出她是谁。原来那天她请假提前下班是因为婆婆去世了，要带着儿子去参加葬礼。
从那以后，我不禁想到:Adam妈妈其实是不用很多衣服的，因为一年四季都穿制服，其余时间穿家居服，只有偶尔的场合才用得着考究一些的衣服。看来做女人的若干乐趣:穿衣打扮购物休闲，都与Adam妈妈无缘了。
经常在学校混，接触的自然是老师多一些，这里就再说一个老师的故事。有一回给一个小学代课，旁边教室的老师主动过来攀谈。我看到她哈欠不断，就问她是不是又到了给学生写report card的时候?她说不是，是因为她昨晚在Kelsey工作的缘故。我不禁奇怪:你为啥还要在餐馆工作，你难道不是全职教师吗?
她说，不，我是全职，但因为从前做过Kelsey的服务员，一直没有断，即使做了全职教师后，也还是每周去餐馆做几天。我不禁愕然，尤其是听说她已经有七八年的教龄了，不用请教也猜得出， 她的年薪该在在八万左右。有了这样的年薪，还要去在餐馆端盘子挣小费，我怎么也想不通。
众所周知，中国移民的吃苦耐劳屡屡遭当地人轻鄙和抗议的原因不外乎是觉得中国人抢了当地人的饭碗: 中国移民为生存加班加点不求回报的做法使其他员工受到竞争威胁;中国人高收入低消费的习惯据说也影响了生存链的正常运作……从这位老师身上，我有些理解这个理论了:试想，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每年应该是有很多寻找“初级工作”以过渡的新移民，像端盘子这样的工作是不是应该留给这些人或者学生?
政府给教师的薪水已经足够维持一个体面生活了，单从“live，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个生物学的角度讲，也不该和新移民及学生抢这碗饭。利用课余时间进修和提高自己岂不是更符合一个教师的身份?生平第一次，我对吃苦耐劳的做法也有了异见。
不过话说回来，我曾经也有过和Adam妈妈或那位老师一样的“奋斗”精神，可后来我的婆婆让我改变了想法。我的婆婆在世时是一位小学法语老师，和班级老师不同的是，一个学校往往只有一位法语老师，于是，婆婆的学生包括全校3-8年级的所有学生，大概一百多号人。
给一百多学生备课批作业考试写成绩报告本身就已经是高负荷运作，可是婆婆大人生性好强，一切内外事务无不事必躬亲，亲历亲为，像一个“永动机”一样昼夜转个不停，直至灯尽油枯，一病不起……从我嫁入夫家，我就很少看到婆婆踏踏实实坐下来喝一杯茶、看一部电影，就连偶尔出去一起购物，也是步履匆忙，行军打仗一般、弄得我苦不堪言。婆婆的早逝让我明白:人不能不工作，但工作的代价不能是牺牲自己的身心健康和适当的人生享受。
一方面，我敬重这几位吃苦耐劳的加拿大女士，因为毕竟，社会和个人的一切成就和财富都来自劳动;另一方面，曾经被人非议的中国人吃苦耐劳的负效应，似乎也同样体现在这些加拿大人身上，让我不由得对吃苦耐劳这一传统美德重新思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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