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時期赴歐的5個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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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時期赴歐的5個中國人:

中國最早赴歐留學生——鄭瑪諾(1645)


南明派往歐洲的使臣——陳安德(1649)


轟動歐洲的中國旅者——沈福宗(1681)


路易十四的中國翻譯——黃嘉略(1702)


康熙派往歐洲的使臣——樊守義(1709)

中國最早赴歐留學生——鄭瑪諾
  
鄭瑪諾(1633~1673),號惟信,教名Manuel de Sequeira,廣東香山縣(澳門)人。他是有確切史料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位赴歐中國人。
  
1633年(或1635年)生於澳門,鄭瑪諾出生時,葡萄牙人已入居澳門80年,澳門已從小漁村變成中、西經濟與文化交流的著名港口。福音在澳門廣傳,不少中國人紛紛歸入主的名下。鄭瑪諾的父親為虔誠的天主教徒,聖名安多尼,他與有“安南使徒”之稱的法國人陸德神父往來密切。鄭瑪諾在陸德帶領下信主。陸德對鄭瑪諾非常關愛,他常在日記中稱其為“我的中國小孩”或“小瑪諾”。鄭瑪諾在歸主後進入澳門教會學校學習,由於成績優異,深受西教士賞識。1645年,澳門教區正擬設中國神職人員,陸德神父提議率領中國及安南北圻、南圻少年各一人赴羅馬深造。12歲的鄭瑪諾被教會選中,隨陸德神父赴羅馬深造。
  
當年12月20日,他們從澳門乘船前往羅馬。次年1月14日,到達麻六甲(今麻六甲),船隨即遭到荷蘭人擄掠,他們被荷蘭人押送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監禁。三個月後他們獲釋,再次西行。船經過印度洋,來到印度果阿。他們離船登岸,經波斯到達亞美尼亞。鄭瑪諾在亞美尼亞某修道院靈修六個月,因他極富語言天才,很快學會當地語言,與當地人談吐無異。經過土耳其時,鄭瑪諾被當成韃靼人遭到拘押,因其流利的亞美尼亞語而被釋放。
  
歷經五年的艱苦跋涉,鄭瑪諾終於到達羅馬。他入讀耶穌會主辦的聖安德肋學院,以1年10個月時間,完成歐洲中學生4年內的全部課程。1653年加入耶穌會,並轉入羅馬公學學習修辭學、邏輯學、物理化學、音樂和希臘語等多門課程。畢業後居留羅馬,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法與文學,中國人在羅馬著名的學校中教授希臘文學,在歷史上,尚無先例,此舉給中國人贏得聲譽。1660年,鄭瑪諾繼續攻讀神學,1662年4月在葡萄牙候船期間曾到哥因勃拉大學就讀。在歐洲期間,鄭瑪諾晉鐸,成為神父。1666年4月,在受到葡王召見後,和其他14位宣教士自里斯本揚帆東渡,10月到達果阿。由於時值楊光先教難,宣教士被逐,沒能立即回國。於是,鄭瑪諾在到孟買以南的一個港口宣教。1668年,鄭瑪諾返回澳門,在大三巴神學院溫習中文,曾上書耶穌會亞洲區總會長,他認為“過去教會長期不讓中國人擔任神職,而只靠歐洲人前往傳道,這對福音在中國傳播很不利。” 1671年,他奉康熙上諭,隨同閔明我、恩裏格到北京,從事宣教活動。此時,鄭瑪諾身患肺病,又加之水土不服,使病情加劇。在與病魔爭紮了一年之後,年齡不到四十歲的鄭瑪諾於1673年5月26日在北京安息主懷。

南明派往歐洲的使臣——陳安德
  
1649年,南明永曆皇帝在清軍向西南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定派使節向羅馬教宗求援,西洋在華傳教士卜彌格被委派為全權特使。為了使歐洲更為直觀地瞭解南明朝廷,司禮太臨龐無壽特命年輕官員陳安德攜帶永曆阜帝的親筆信函與卜彌格同行,陳安德遂成為第一個赴歐洲的“中國外交官”。
  
歷盡千難萬險,他們於1652年12月來到了威尼斯。起先,威尼斯共和國總督法蘭西斯科·莫林拒絕接見“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國明清交戰雙方間保持中立。卜彌格設法求法國大使幫忙,終於得以見面,蔔彌格和陳安德就將信件遞交給了法蘭西斯科·莫林。然而,法國人的介入卻使羅馬教宗英諾森十世產生了反感,而新當選的耶穌會總長古斯維斯·尼克爾又認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將會危及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這使得蔔彌格和陳安德在義大利一等就是3年。期間,羅馬教廷3次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對“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對蔔彌格和陳安德持消極態度的英諾森十世去世,新任教宗亞歷山大七世終於接見了蔔彌格和陳安德。亞歷山大七世雖然同情南明朝廷和永曆皇帝的艱難處境,但他提供不了實際幫助,只寫了封回信讓“南明使臣”帶回中同,在信中他祈禱南明能渡過難關。教宗的同信使卜彌格和陳安德在歐洲有了活動空間,他們來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覲見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約翰四世答應給予南明政府軍事援助。
  
1656年3月,蔔彌格和陳安德踏上了回程。當他們到印度果阿時,知道了南明永曆政權已岌岌可危。雖然約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為難“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民當局還是不允許他們前往澳門,葡萄牙殖民者此舉是為了確保與清政府的貿易不受影響。卜彌格和陳安德再度不顧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從陸路抵達暹羅(今泰國)首都大城府。在那裏,他們從海盜手裏雇用了一艘船前往現今的越南北部,此時已是1658年初。他們徘徊于中國邊境,卜彌格於1659年去世,陳安德將其安葬後獨自一人帶著幾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雲南向永曆皇帝複命。
  
永曆皇帝最終沒有盼來歐洲的援助,1662年他被吳三桂俘獲並被處死,而中國第一位“外交官”陳安德1659年後在歷史上也不見了記錄,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

轟動歐洲的中國旅者——沈福宗
  
沈福宗(英文: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或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1657年-1692年,生於南京,是早期到達歐洲的中國人之一。中國史籍對他的生平隻字不載,西方史料卻對他的經歷和事蹟有諸多描述。
  
沈福宗早年曾隨傳教士學習過拉丁文。1681年,在華的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準備回歐洲述職時,沈福宗接受其邀請一同前往。1684年夏天,他們抵達了法國巴黎。當時巴黎是歐洲文化的中心,一時間沈福宗成了巴黎的焦點人物,法國人紛紛談論他的衣著打扮和言談舉止。中國人的到來很快就傳到了被稱為“太陽王”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耳裏。
  
9月,路易十四特地邀請沈福宗等人到凡爾賽宮做客。晚宴上,沈福宗表演了漢字書法。路易十四對漢字的深奧感慨頗深,不久巴黎即有報導稱“中文大約有八千多字,同一音有不同的聲調,而同一音又有數十種不同意思,需要學習三寸年才能熟練使用,由此可見中國人記憶力之強和想像力之豐富”。沈福宗還將孔子、康熙皇帝等人的畫像展示給了法國君臣,加深法國人對這些栩栩如生的中國著名人物的印象。為了表示對中國客人的敬意,路易十四命令打開新建成的凡爾賽宮花園中的所有噴泉,讓沈福宗盡情欣賞。
  
沈福宗在巴黎逗留一個多月後,便隨柏應理前往羅馬辦理教廷事務,教宗英諾森十一世親自接見了他們,並聽取了他們對在中國傳教的意見。沈福宗在羅馬生活了一年多,隨後又輾轉比利時,於1687年3月到達了英國。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獲悉沈福宗抵英後,派著名畫家戈弗雷·奈勒爵士專程為沈福宗畫了一幅全身肖像畫。不久,詹姆斯二世把沈福宗召到了牛津行宮,希望他能在英國旅行期間幫助編撰牛津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籍目錄,沈福宗接受了這項任務。
  
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沈福宗認識了圖書館負責人、英國東方學家湯瑪斯·海德,他們兩人曾多次進行研討,沈福宗回答了海德諸多有關中國的學術問題。為了表示尊敬,沈福宗稱海德為“德老爺”,海德則呼沈福宗為“最尊敬的朋友”。現今保存于大英圖書館的沈福宗與海德之間來往書信和談話記錄顯示,海德曾告訴沈福宗,他想創建一種全歐洲都可以使用的漢字注音體系,沈福宗將中國的辭書《海篇》和《字彙》介紹於他,不僅如此,他們之間的交流連中國象棋和圍棋的下法以及兩種中國遊戲“升官圖”和“楊六四捍”的遊戲規則(這兩種遊戲在今天的中國已幾乎絕跡)也均有涉及。後來海德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中國度量衡考》和《東方遊藝》,可謂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幾個月後,海德在覲見英國國王時,直言沈福宗在編撰牛津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籍目錄上出力甚多,並說自己從沈福宗身上學到了很多有關中國的知識。詹姆斯二世由此衷心喜歡上了這個懂禮節、有修養並且知識豐富的中國人,他多次邀請沈福宗到英國宮廷做客,給予他極高的禮遇。
  
1688年,沈福宗告別英國,開始了他的葡萄牙之行。對於葡萄牙這個國家,沈福宗並不陌生,在澳門他就見到過許多葡萄牙人,也聽過一些關於葡萄牙的事情。但到里斯本後,他終於明白了領土面積和人口還不及中國一個省的葡萄牙為何能割據中國澳門。此時的中國封建統治者對海權的漠視已使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潮流。
  
17世紀往返歐洲旅程中的風險和顛簸非現今時代所能想像,歐洲之行拓展了沈福宗的視野,但他為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691年沈福宗在回國途經莫三比克附近時去世。第二年,將沈福宗帶至歐洲的柏應理在乘船途經印度果阿附近海域時遭遇風浪,在船傾斜過程中,柏應理被落下的重物擊中頭部身亡。

路易十四的中國翻譯——黃嘉略
  
黃嘉略(或黃加略。法語:Arcade Huang 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本名黃日升,西方典籍一般以他的教名Arcadius或Arcadio相稱,福建莆田縣筱唐村人。18世紀初隨傳教士抵達羅馬及巴黎,協助編撰漢法字典、講解漢語語法及中國哲學,曾任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家漢語翻譯員,此後再沒有回國,在當地與一名巴黎女子結婚,育有一女,最終英年病逝,享年36歲,估計死後葬於巴黎一個公墓。
  
黃嘉略出生於天主教家庭,他的教名是Arcade。黃嘉略七歲喪父,母親將他交給在莆田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李斐理(la Blanc)撫養。李斐理請當地最好的儒師教他中文,自己教他天主教神學和拉丁文。後來,李斐理又把黃嘉略託付給主教梁宏仁(Artus de Lionne)。1702年梁宏仁奉命到羅馬彙報禮儀之爭的情況,順帶黃嘉略同往。他們於2月17日從廈門乘英國船出發,途經倫敦、巴黎,1703年到羅馬。1706年,梁宏仁完成任務後回巴黎,候船回中國,但因健康問題滯留巴黎,黃嘉略因此不能回國。經法國王家學術總監比尼昂教士(L'Abbe Gignon)向王室總管蓬夏特蘭(Pontchatrain)推薦,黃嘉略開始教法國人漢語,並得到一份年金。此後,黃受聘為國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譯官,任務是翻譯傳教士信函,整理皇家圖書館中文書籍並翻譯諸如天文學和中國經典著作章節的原文,編寫漢語語法與漢法詞典。巴黎外方傳教會本要讓黃嘉略學習神學,但他的研究已經轉向翻譯與文化研究。教會表示遺憾,但仍然幫助他。
  
1711年,黃嘉略因其在翻譯方面的貢獻而獲得了法國皇家文庫中文翻譯家的稱號。1713年春,黃嘉略與巴黎姑娘瑪麗·克勞德·蕾妮(MarieClaude Regnier)結婚。此時,黃嘉略已介入法國各種知識社交圈,逐漸進入巴黎上流社會,打扮也是頭戴禮帽,腰帶配劍。雖然如此,黃嘉略的生活還是非常拮据,妻子因此常無端發火,整日不語,甚至絕食。儘管如此,黃嘉略一直表現出樂觀的人生態度。弗萊雷寫道:"這個文雅、謙虛的中國年輕人使我深受感動,這個中國人比禁欲主義者更加沈著住氣。雖身處異國他鄉,生活拮据起且無以生財,只有一筆不定的津貼維持生計,卻有一種鎮定和幽默,很令人驚訝。這一切都使我相信先前人們對中國人的描述。"(1)
  
由於當時法國正流行"中國熱",黃嘉略作為中國第一個定居巴黎的留學生引起諸多法國學者的莫大興趣,身邊圍著一群法國學者,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他的影響。其中包括著名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植物學家茹西歐(Antoine Jussien)、漢學家加朗(Antoine Galland)、奧拉托利學院院長戴穆萊(Desmolet)、地理和天文學家德利爾(J.N.de Lisle)、還有後來成為法國漢學大師的埃狄納·傅爾蒙教授(Etienne Fourmont)與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eret),此二人曾協助黃嘉略的字典編撰工作。
  
1713年10月至12月在黃嘉略的巴黎寓所,他與孟德斯鳩多次談論中國的宗教、刑法、服飾、墓葬,家產觀念、文學、科舉、婦女地位、國家性質等等。孟德斯鳩多次筆錄並將對話內容將談話內容整理成三次記錄,最長的長達20頁,後均裝訂成冊,定題為"關於中國問題與黃先生的對話"。黃嘉略還協助孟德斯鳩發表了《波斯人信劄》(2)及《論法的精神》(3)等著作。據《孟德斯鳩全集》的編輯之一馬松先生(A.Ma?on)研究,孟德斯鳩在醞釀《波斯信劄》時,黃嘉略的談話給他以很大啟示。書中的主人公于斯貝克便是以黃嘉略為原型塑造的,而《信劄》中至少有五處直接取材於他們的談話。此外,孟德斯鳩在其巨著《論法的精神》中六次直接引用他們的談話內容。黃嘉略與孟德斯鳩的談話在孟德斯鳩的《劄記》中有記載,有一份談話摘要手稿收藏在波爾多市立圖書館。此份《劄記》在1944年發現,是研究黃嘉略與孟德斯鳩的重要材料。現已發現的筆記共有三種。一種見於孟德斯鳩題名為《隨筆》的筆記集,內容簡單,三言兩語:"黃先生對我說,在中國時,有人對他說,歐洲的社會風氣極好,人人以仁慈為懷,絕無偷盜之事,更無死刑,所以,他初到巴黎時,曾有意把帽子遺留在教堂裏。當他聽說一個殺人犯將受絞刑處死時,驚詫不已" (4),第二種是上世紀50年代未在波爾多市立圖書館發現的共20頁的手稿《我與黃先生的談話摘錄》。第三種題目也是《我與黃先生的談話摘錄》,見於孟德斯鳩題名為《地理》的筆記集第二卷。黃嘉略讓孟德斯鳩瞭解中國,使其敬慕不已。他本人也眼界大開,學會換個角度思考中國問題。
  
1715年黃妻生產後因病死亡。黃嘉略決意不再娶,專心工作。但黃嘉略也是病魔纏身,長期咯血,於1716年10月15日病逝於寓所。黃嘉略在法期間也曾有回國的機會,但想到當時國內開始禁教,回去還不如留在法國,加上法國上層社會的挽留,最終不歸,客死他鄉。他曾希望女兒能夠繼續他的研究,但其女同年夭折。

康熙派往歐洲的使臣——樊守義
  
樊守義(1682年—1735年),1682年6月13日生於山西省臨汾平陽(今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金殿鎮)。清康熙帝使臣。。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為澄清中國禮儀之爭,命樊守義隨同法國傳教士艾若瑟出使羅馬教廷。樊守義隨同艾若瑟,從澳門啟航,經婆羅洲、麻六甲、蘇門答臘,入大洋,航行三四月抵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獲葡萄牙國王若昂五世召見。在里斯本停留四個月後,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再啟程,經直布羅陀海峽,遇風停留在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停留後再啟程前往義大利。二月下旬,抵達熱那亞,取陸路經比薩、錫耶納等地,抵達羅馬,晉見羅馬教宗克勉十一世。艾若瑟和樊守義將康熙皇帝關於多羅來華、中國禮節問題和西洋教務問題的旨意,詳細向教宗呈述。教宗聽後,雙目含淚說,“我從來沒有令多羅如此發言行事”。
  
在羅馬期間,艾若瑟和樊守義受到克勉十一世接待,參觀宮殿和圖書館。樊守義居義大利9年,先後在都靈、羅馬學習,並遍遊義大利名城弗拉斯卡蒂、蒂沃利、那波利、卡普阿、博洛尼亞、摩德納、帕爾馬、帕維亞、米蘭、福爾切利、都靈、皮埃蒙特等地。
  
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羅馬教宗收到康熙皇帝朱筆文書,召見艾若瑟、樊守義,口諭:“你們可以回國,我將另遣使臣前往,向中國皇帝逐條陳奏”。樊守義隨艾若瑟東還,途中經過葡萄牙,再次獲得葡萄牙國王接見,賜問良久,並獲賜黃金百兩。歸途中艾若瑟不幸在好望角前往印度舟中病故,樊守義獨自歸國。六月十三日抵達廣州,九月十一日奉詔到熱河,叩見皇上。康熙帝很讚賞樊守義的忠義,把他留在身邊當顧問。不幸的是,沒過幾年康熙帝便去世了,新登基的雍正帝對歐洲沒多大興趣,樊守義也被閒置起來。
  
1753年2月28日,樊守義在北京逝世。遺憾的是,樊守義編寫的歐洲各國知識概要《身見錄》未能刻印,只在清廷內部傳閱而已。導致100多年後,道光帝詢問:“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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